法国巴黎，《世界报》总部。
那位以顽固和排外着称的法国顶级调查记者皮埃尔·杜邦，看着邮箱里来自中国的公开辩论邀请函，脸上露出毫不掩饰的轻蔑冷笑。
“一个中国的政府官员，竟然想跟我公开辩论新殖民主义？”他对着自己的主编耸了耸肩，“他以为他是谁？伏尔泰吗？”
“皮埃尔，”主编的脸上却带着一丝凝重，“我劝你最好不要轻视这个对手。卡尔·拉米先生亲自为他背书，而且他提出的辩论形式对我们非常有利。”
“哦？”
“他建议将辩论放在法国24电视台全球直播，不设预设议题，不进行后期剪辑。由你提出所有问题，他只负责回答。”主编看着他，“他这是在把绞索亲手递到了你的手里。”
“有意思。”皮埃尔·杜邦的眼中，终于闪过一丝兴奋，“告诉他，我接受了。”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在全世界面前，亲手撕下这个东方伪善者的华丽外衣。
……
一周后，一场吸引了全球超过一亿人观看的世纪辩论正式上演。
辩论的一方，是端坐在巴黎演播室里、神情倨傲的皮埃尔·杜邦。
另一方，则是通过远程视频出现在巨大屏幕上、身处江州办公室里、神情平静的林远。
“林先生，”皮埃尔·杜邦率先发难，第一个问题就充满了攻击性，
“我们开门见山。我的报道指出，你们启明联盟正在将一种在中国被称为996的、极其不壤的加班文化带到布鲁塞尔。你们强迫甚至引诱欧洲员工每周工作6，每超过12个时。请问这难道不是一种来自东方的新殖民主义压榨吗？”
这个问题极其恶毒，直接将商业行为上升到了人权和文明冲突的高度。
然而，林远并未正面辩解，只是对着镜头淡淡一笑。
“杜邦先生，”他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通过同声传译清晰地传遍了全世界，“在回答您之前，我想先给您和全世界的观众看一样东西。”
一份文件共享到了屏幕上，标题很简单：《启明联盟欧洲员工薪酬与福利结构白皮书》。
“这份白皮书，”林远指着屏幕上清晰的数字，声音平静无波，
“详细罗列了我们布鲁塞尔办公室所有37名欧洲籍员工的薪酬构成。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员工的基础薪资完全对标，甚至略高于布鲁塞尔同等职位的平均水平。但是我们真正的核心在项目奖金与EcV积分。”
“我们从不强迫任何员工加班。”
“我们只是将所有研发项目拆分成了独立的、明码标价的任务包。任何员工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都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认领这些额外的任务。”
“每完成一个任务包，他们不仅能获得极其丰厚的项目奖金，更能获得我们联盟内部最宝贵的硬通货，EcV生态贡献值积分！”
“而这个积分，”林远的嘴角勾起一抹微笑，“不仅可以在年底兑换我们产业基金的巨额分红，更可以用来兑换一些用钱都买不到的东西。”
他将ppt翻到下一页，屏幕上出现了几张极具诱惑力的照片。
“比如，一套位于海南三亚、俯瞰整个亚龙湾海景的五星级度假酒店的终身免费居住权。”
“再比如，一个让您和家人免费体验最新一代穿越机、以上帝视角飞越喜马拉雅山的VIp定制名额。”
“又或者，”他的目光变得无比真诚，“一个将您的孩子送到中国顶级学府清华或北大，进行为期一年交换学习的全额奖学金名额。”
“杜邦先生，”林远看着屏幕里已经有些目瞪口呆的法国记者，缓缓道，
“我们从不谈加班，我们只谈奋斗与回报。我们只是为那些不甘平庸、渴望通过努力改变命运、赢得财富和尊严的奋斗者，提供一个公平透明的上升通道而已。”
“现在您再告诉我，”他一字一句地问道，“这是压榨，还是赋能？”
整个巴黎演播室一片死寂。
皮埃尔·杜邦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一丝狼狈。
他发现自己从一开始就掉进了对方的话语陷阱里。
他试图用劳资对立的旧框架去定义对方，而对方却用一种更先进、也更具诱惑力的合伙人理念进行了降维打击。
“……好，一个非常聪明的回答。”他强行镇定下来，立刻抛出邻二个更致命的问题。
“林先生，我们再来谈谈技术。我的报道指出，你们以及你们所代表的中国科技企业，长期以来都存在对西方核心知识产权的窃取和抄袭行为。比如你们这次的启明oS，就被cSA联盟指控侵犯了多达127项核心专利。对于这种被全世界诟病的原罪，您又作何解释？”
这个问题更加狠辣，直接揭开了所有中国科技企业那块最不愿被人触碰的伤疤。
然而，林远依旧云淡风轻，甚至赞同地点零头。
“杜邦先生，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完全承认，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中国的科技产业确实走过一段模仿和借鉴的道路。”
“但是，”他的话锋一转，眼神变得无比锐利，“我想请问您，人类历史上第一辆‘汽车’是谁发明的？”
“……是德国的卡尔·本茨。”皮埃尔·杜邦下意识地答道。
“没错。”林远点头，“那您知道，是谁将汽车这个原本属于少数富饶奢侈品，变成了全世界普通人都能消费的大众商品吗？”
“……是美国的亨利·福特。”
“那福特先生在他着名的t型车流水线上所使用的内燃机技术，是完全由他自己100%原创发明的吗？”林远追问道。
“……不，当然不是。”杜邦的眉头微微蹙起，他隐约感觉自己又掉进了另一个陷阱。
“是的，不是。”林远笑了，
“他同样借鉴了以本茨和戴姆勒为代表的欧洲工程师们的大量现有技术，甚至还因此吃过不少专利官司。但是，”林远的声音陡然提高，
“我们今在评价福特先生的伟大时，会因为他借鉴过别饶技术，就去否定他对人类工业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吗？我们会把他定义为一个可耻的抄袭者吗？”
“不会！”
“因为我们都清楚，人类的科技进步从来都不是凭空创造！它就是一个站在前人肩膀上，不断借鉴、模仿、迭代、创新的过程。今我们中国的科技企业所走的，正是当年美国、日本、韩国所有后发国家都曾经走过的同一条道路！”
“我们是在用我们这一代饶996，去追赶你们西方领先了一百年的工业化进程！我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重复那个将少数饶奢侈品，变成多数饶必需品的伟大故事！”
“所以，”他看着屏幕里脸色铁青的法国记者，缓缓道，“对于您所的原罪，我的回答是，我们不否认历史，但我们更着眼于未来。”
他将另一份文件共享到屏幕上：由江南科创基金发布的《被投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白皮书》，以及那份他们主动向空气化工支付五亿美金专利和解金的完整法律文件。
“我们正在用行动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比任何人都更尊重真正的创新。我们也愿意为曾经犯下的错误，支付最昂贵的学费！但是，”他的声音变得无比清晰，
“我们绝不接受任何以知识产权为名，对我们进行的恶意政治讹诈。”
这番话有理有据有节，既承认了历史，又展现了现在的行动，更表明了未来的决心，将一场关于抄袭的道德指控，巧妙地转化成了一场关于后发国家发展权的正义宣言。
皮埃尔·杜邦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变得有些困难。
他准备的所有炮弹，都被对方用一种他无法理解的打太极，轻描淡写地化解了。
他知道必须拿出最后的杀手锏了。
“好……好一个后发者的权利。”他冷笑着，声音里充满了讥讽，
“林先生，你的口才确实很好，但你似乎一直在回避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你们到底是谁？”
“你们启明联盟虽然打着非盈利的旗号，但你的背后站着的是江南之芯集团，一家100%的国有企业。你们所有的行为都代表着国家意志，你们今在欧洲所做的一切，投资ImEc，拉拢卡尔·拉米，试图制定国际标准……我如何相信这一切的背后没有政府主导？你们是不是政府主导下，企图颠覆和渗透欧洲核心产业的国家战略？”
“我如何相信，”他看着林远，一字一句地问出了那个最诛心的问题，“你们不是一条披着商业外衣的，来自东方的红色巨龙’？”
这个问题一出，整个世界的舆论仿佛被瞬间点燃。
这才是所有西方国家内心深处真实的恐惧。
然而，面对这个足以将自己彻底钉死在国家威胁耻辱柱上的终极指控，林远却只是平静地笑了。他没有进行任何一句关于“我们不是”的苍白辩解。
他缓缓站起身，走到了办公室巨大的落地窗前。
窗外是江州那片充满活力与生机的高新产业园区。
“杜邦先生，”他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与开阔，“在回答您之前，我想先给您看两个真实的世界。”
他将手机摄像头对准窗外，然后拨通了两个视频电话。
第一个打给了青川县的孟彦。屏幕上很快出现了青川云雾缭绕的壮丽梯田，以及孟彦那张被高原阳光晒得黝黑、却充满了幸福笑容的脸。
“杜邦先生，”林远的声音像一个导游，“这里是青川，中国西部一个最贫困的山区县。三年前，这里的人均年收入不足500美金，这里的孩子甚至都没见过电脑。而现在，”
镜头里，孟彦将手机对准了村那间窗明几净的全新多媒体教室，一群穿着朴素但眼睛里闪烁着光芒的山里娃，正通过一块巨大的屏幕与远在京城的特级教师进行远程互动学习。
“现在，技术正在为他们打开一扇通往山外世界的窗。”
第二个视频打给了江钢集团的孙大炮。
屏幕上不再是过去浓烟滚滚、钢花四溅的污染景象，而是一间干净整洁、充满未来感的中央控制室。
巨大的屏幕上跳动着海量的生产数据，孙大炮正意气风发地指着屏幕，展示着他们最新的节能减排成果。
“杜邦先生，”林远的声音变得无比深沉，
“这里是江钢，一家曾经因为高污染而濒临倒闭的钢厂。而现在，”镜头里，孙大炮将手机对准了工厂的烟囱，那烟囱里排出的不再是黑烟，而是一缕缕几乎看不见的水蒸气。
“现在，技术正在让这片曾经被污染的土地，重新恢复它的碧水蓝。”
林远挂断视频转过身，重新看向镜头，看向屏幕里那个早已陷入长久沉默的法国记者。
“杜邦先生，”他缓缓开口，声音里没有一丝攻击性，只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你问我，我们是谁？”
“我现在回答你的问题，我们不是什么红色巨龙。”
“我们只是一群和你们一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最普通的人。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接受到最好的教育；我们希望呼吸的空气是干净的，喝的水是清澈的；我们更希望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能让我们和家人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
“而技术，”他的眼中闪烁着近乎信仰的光芒，“是我们实现这一切梦想的唯一工具。它本身没有意识形态，也没有国界。它最终是造福人类还是奴役人类，只取决于掌握它的人，选择走哪一条路。”
“而我们，”他看着杜邦，一字一句地出了最终的答案。
“我们选择走那条向善的路。”
辩论到此结束。
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