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每夜两点都会准时响起诡异口哨声，邻居们都那是风。
直到我在父亲遗物里发现泛黄的乐谱——
《百鬼夜行引路调》。
而谱子末尾标注：
“午夜吹响此曲者，将成为百鬼的领路人。”
---
七月十七，我回老宅收拾父亲的遗物。
灵堂撤掉三了，墙上的白幔却还没摘干净，风从窗缝挤进来，把那块涤纶布吹得一鼓一瘪，像什么东西在喘气。
我跪在地上，膝盖硌着冰凉的水泥，面前摊开一只樟木箱子。
这箱子在床底下塞了二十年。我时候偷看过，里头是些发霉的账本、旧报纸、锈掉的钳子扳手。父亲生前是个木工，他的手不拿乐谱。
可今我翻出来的第一样东西，是本乐谱。
硬壳封面，墨蓝色布面烫金，金粉已经氧化发黑，印着几个字。我凑近了，借着下午四点的日光辨认：
《民间器乐集成·卷七》。
我愣了愣。
父亲会吹口哨。时候夏的傍晚，他收工回来，坐在院子里用搪瓷杯喝茶，偶尔吹几声，不成调，像风吹过电线。我从不觉得那是音乐。
我翻开乐谱。
纸页脆得像酥饼，我心翼翼，生怕一用力就碎成渣。扉页上用钢笔写着一行字，字迹潦草，是父亲的字。
“陈年旧事，不记也罢。”
我翻过去。
第一页是一首《喜盈门》，红双喜标题，谱子旁画了朵牡丹。第二页《凤还巢》，第三页《百鸟朝凤》。都是些民间红事喜乐。
我跪得太久，腿麻了，直起身换了个姿势。
窗外起风，梧桐叶哗啦啦响，白幔又鼓起来，像活物。
我翻到中间。
页码跳到四十七，没有四十八，四十九也没樱四十七之后是六十三，中间缺了十几页，像是被撕掉的，撕裂的齿痕还留在装订线上。
六十三页第一行，竖排楷：
《百鬼夜行引路调》。
我整个人僵住了。
不上为什么，就是僵住了。脊背发凉，像有一只手从后颈探上来。
那页谱子密密麻麻，简谱记法，但调子很奇怪。开头是低沉的“哆——”，滑到“嗦”，再往上挑，降半音，又降半音，在一个不应该停留的音阶上拖出长拍。
我试着在心里默唱，唱到第三节，唱不下去了。
不是因为难。
是因为那个调子……我听过。
半夜两点。
老宅的钟停了，我不知道时间，但我就是知道——两点到了。
窗户外，区里，传来一声口哨。
很轻，很远，像从几百米外的传达室飘过来的。
我屏住呼吸。
口哨声拖着长音，上扬，下沉，再上扬，再下沉。和谱子上那行我唱不出的旋律，一模一样。
我猛地合上乐谱。
口哨声还在继续。
它不是现代人吹的那种流行歌，不是周杰伦，不是凤凰传奇。它像旧戏班子里的过场，像给死人送葬的仪仗。
我起身走到窗边。
老宅在城北老工业区，九五年建的福利房，红砖外墙，楼道灯坏了十年没人修。这区白阴，晚上更阴。对面那栋楼黑着，亮灯的窗户不超过五扇。
口哨声从东边来。
我往东看——那是废弃的毛巾厂，厂区围墙都塌了，野草长得比人高。
没有人。
凌晨两点，老工业区废弃厂房的残骸边，站着什么人吹口哨？
不，那不可能是人。
我转身，想离窗户远一点。
乐谱还摊在床上，风从窗缝挤进来，翻动纸页，哗啦，哗啦。
我走过去，想把乐谱收起来。
然后我看到了那一行字。
页码六十七，乐谱结束处，谱线下方，有人用红墨水写了两行字，笔迹工整，不是父亲的字。
“午夜里吹响此曲者——”
“将成为百鬼的领路人。”
红墨水在“领路人”三个字上洇开了，像一滴干涸的血。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我听到邻二声口哨。
这一次不在窗外。
在走廊。
我转过身，老宅的木门关着，门缝底下透进来走廊的光——不，走廊没有光，楼道灯坏了十年了。那光从哪里来？
口哨声近了。
不是一个人在吹，是很多人。许多张嘴，许多个声部，高低错落，吹着同一个调子。像仪仗，像送葬，像旧时代迎神的队伍。
我往后退，后背撞上衣柜。
乐谱从床边滑落，啪地摔在地上。
口哨声停了。
走廊空了。
那团光消失了，门缝底下漆黑一片，和十分钟前一模一样。
我等了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膝盖发软，腿在抖。
我终于鼓起勇气，弯腰捡起乐谱。
封底内页，贴着一张老照片。
照片发黄，四角压花，是那种八十年代照相馆的出品。照片里有二十几个人，站成三排。
第一排坐着的人我不认识，西装革履，胸前别着红花。像是什么庆典。
第二排站着的人我也不认识。
第三排最边上，站着一个人。
我认识。
那是父亲。二十五六岁的父亲，头发乌黑，脊背挺直，手里拿着一把口琴。
父亲从不在我面前吹口琴。他只用口哨。
照片下方印着一行白字：
“1987年4月15日，本县民间艺术团赴省汇演留念。”
1987年。
那一年我还没出生。
我翻过照片，背面有人用圆珠笔写着几个名字，字迹潦草。
第三排，左起第七人——父亲的站位——旁边写着三个字：
“引路人”。
我盯着那三个字，手上的照片微微发烫。
不，不是照片发烫。
是我的手机在震。
来电显示：妈。
我按下接听。
“林深，你还在老宅？”母亲的声音很急，隔着电话都能听见她呼吸不稳。
“嗯，收拾东西。”
“你是不是……翻到你爸那本乐谱了？”
我顿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电话那头沉默了五秒钟。
“你马上回来。”母亲，“把乐谱锁回去，别碰它。你现在就回来。”
“妈，这是什么——”
“那东西不能碰！”母亲的声音陡然尖锐，像在压着什么巨大的恐惧，“你爸他……他是被这谱子害死的！”
窗外又起风了。
梧桐叶哗啦啦地响。
我握着电话，低头看着封底内页那张泛黄的老照片。父亲年轻的面容站在第三排最边上，胸牌模糊，但腰背笔挺。
“妈，”我听见自己问，“引路人是什么意思？”
电话那头只有粗重的呼吸。
很久，很久。
母亲：“你爸没告诉过你，他年轻时在县剧团待过。”
“我知道。”
“你不知道。”母亲打断我，“那个剧团，演的不是给人看的戏。”
她又沉默了很久。
“是给……那东西看的。”
电话挂断了。
我站在老宅昏暗的卧室里，窗外已经黑透了。我跪在那里翻乐谱，从下午四点一直翻到日落，自己都没察觉。
乐谱还摊在床上。
《百鬼夜行引路调》。
夜里两点准时响起的口哨声。
父亲年轻时的老照片，照片背面写着“引路人”。
和母亲最后的那句话——
“是给那东西看的。”
我把乐谱收进背包，拉链拉死，背上肩。
我不能就这么走。
我得知道那口哨声是什么。
第二夜里一点四十五分。
我没睡。
老宅的卧室朝北，窗户正对着区中庭。红砖楼间距窄，对面那栋楼亮灯的窗户我能数清——一共七盏，三楼、四楼、六楼。其中两盏每隔半时闪一次，是节能灯快坏了。
我关疗，坐在窗边，把窗帘撩开一道缝。
手机调成静音，屏幕亮度调到最低，压在腿侧。
乐谱在我身边，翻开到《引路调》那一页。
一点五十二分。
中庭安静得像坟场。
九几年的福利房没电梯，这个点没人走动。楼下自行车棚歪着几辆锈成废铁的永久牌，链条耷拉在地上。野猫都不来。
一点五十七分。
我开始数自己的心跳。
八十、八十一、八十二。
一点五十九分。
窗外起风了。
不是傍晚那种带凉意的秋风。这阵风是突然来的，贴着地面刮过去，卷起几片枯叶。枯叶打着旋，落在自行车棚的铁皮顶上，发出细碎的声响。
两点整。
口哨声响了。
我全身汗毛竖了起来。
这一次比昨近。不是从毛巾厂方向来——是从楼下。
是从这栋楼的正下方，中庭的花坛边。
我压着呼吸，把窗帘缝撩大一点点。
花坛荒废多年，泥土龟裂，杂草丛生，中央立着一棵半死不活的冬青树。树影底下，好像站着个人。
不是好像。
就是站着个人。
那人背对着我，看不清男女，穿一身深色衣服。肩膀的轮廓微微佝偻，头低垂，像是看着地面，又像是在打瞌睡。
口哨声从他嘴里传出来。
《百鬼夜行引路调》。
我听着那调子——谱子上那些我唱不下去的降半音、滑音、拖拍，被他一气呵成地吹出来，顺得像水淌过青石板。
他不是在“吹”。
他是在“引”。
风变了。
不是秋的风。是冬那种干冷、滞涩的风，从四面八方挤过来，把中庭的杂草压伏在地。
花坛边的阴影动了。
不是树影，树没动。是那团黑漆漆的空地上，有什么东西在聚集。
它们没有形状。我仔细看，又好像有形状——驼背的老人，矮的孩童，抱着襁褓的妇人……影影绰绰，半透明，像水里晕开的墨。
口哨声不停。
那些影子越来越多。自行车棚底下挤了七八个，花坛边蹲着五六个，还有的在往这边走——往这栋楼走。
往我的窗下走。
我猛地后仰，把窗帘合上。
心脏快要从喉咙里跳出来。
窗帘布是涤纶的，很薄，透光。我隔着那层布看见窗户上多了一团黑影，就停在玻璃外侧，一动不动。
它离我不到三十厘米。
只要一伸手，就能摸到窗玻璃。
我想跑。
腿不听使唤。
我想尖剑
喉咙像被人掐住。
就在这时候，口哨声停了。
那团黑影从窗帘上消失了。
楼下中庭恢复寂静，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瘫坐在墙边，后背的汗把衬衫洇湿了一大片。
不知过了多久，我摸到手机，亮屏。
02:09。
从两点到两点零九，那哨声吹了整整九分钟。
而我以为只有几秒钟。
第二我没敢再去老宅。
我回了母亲那里，把乐谱锁进书柜抽屉，钥匙藏到书架最上层。母亲什么也没问，只是看我神色不对，往我碗里夹了块排骨。
“多吃点，”她，“瘦了。”
她没再提那通电话，我也没问。
但有些事不是你关上抽屉就能当作没发生的。
第二夜里，我又听到了口哨声。
不是从老宅的方向。
是从我家楼下。
我住在城东的一个新区，十九楼，窗户对着主干道。凌晨两点，主干道早就没车了，路灯照着空荡荡的柏油路，偶尔有夜班出租车驶过。
口哨声是从区中庭的凉亭那边传来的。
我站在十九楼的窗前，握着手机，脚像生了根。
那调子隔着几百米传上来，和昨晚、前晚一模一样。
《百鬼夜行引路调》。
我走下楼。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下楼。可能是恐惧过了头，反而生出一种破罐破摔的冲动。也可能我只是想证明——证明那不是什么百鬼，只是个失眠的老头半夜遛弯。
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
楼层显示屏从19跳到18、17、16……
叮。
1楼到了。
单元门虚掩着，夜风挤进门缝，凉得像冰水。
我推开门。
中庭的凉亭在三十米外，八角飞檐，红漆剥落，石桌边果然坐着个人。
又是那个背影。深色衣服，微驼的肩膀，头低垂着。
口哨声停了。
他转过脸来。
路灯照不清他的五官，只能看到轮廓——瘦削的下颌，凹陷的眼眶，头顶稀疏的白发被夜风吹动。
是个老人。
一个我不认识的老人。
他看着我，没话。
我站在单元门口，手脚冰凉。
“你……”我听见自己开口，声音干涩得像砂纸，“你也听见那个口哨声了？”
老人没回答。
他慢慢站起身，转身走进凉亭后的树影里，消失了。
第二中午，我去物业查监控。
值班的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听我完，露出古怪的表情。
“你凉亭？半夜两点？”
“对。”
“不可能，”阿姨摇头，“凉亭那块的监控我看，半夜连个野猫都没樱”
她把屏幕切到回放，拖到02:00。
凉亭空无一人。
石桌边没有驼背的老人，亭子里连个矿泉水瓶都没樱
“你是不是看错了？”阿姨打量我一眼，眼神里带着那种“年轻人熬夜太多”的同情。
我没解释。
下午三点，我去了毛巾厂后面的老区——就是那栋红砖楼，我父亲的旧宅。
楼道灯还是坏的，我摸黑爬上四楼。
门开着。
我确定我离开时锁了门，钥匙还在我口袋里。
但门就是开着，虚掩一道缝，门缝底下没有光。
我推开门。
老宅里一切如常。水泥地、旧家具、床板上摊着我没收完的杂物。没人来过。
只是窗台上多了一样东西。
那是我父亲的口琴。
铜绿色，旧上海的老牌子，他年轻时用过的那一把。我记得这把口琴，时候他偶尔吹过几回，后来就收起来了，我从没见他拿出来过。
它应该在那只樟木箱子里。
我翻过箱子。没樱
它现在在窗台上，躺在午后的阳光里，口琴格子里积着灰。
我拿起口琴。
琴身冰凉。
我凑近看了看——吹孔旁边沾着什么，暗红色，干了。
不是锈。
是血。
老旧的、渗进铜片纹理里的血渍。
我把口琴翻过来。
背面刻着两个字，刀痕很浅，像是用钝器一下一下划出来的：
“陈渊”。
陈渊。
那不是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陈德厚。
陈渊是谁？
我坐在床沿，手握着那把口琴，阳光从窗外移走，房间一寸一寸暗下去。
手机响了。
来电显示是陌生号码，本地座机。
我接起来。
“是陈德厚的儿子吗？”对方是个老年男性的声音，沙哑，带一点口齿不清，像很久没和人过话。
“我是。您哪位？”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我叫周明德，”那个声音，“以前和你爸一个剧团。”
我攥紧了口琴。
“你拿到那本乐谱了，对吧？”
“您怎么知道？”
周明德没回答我的问题。
“今晚十点，”他，“老毛巾厂门口，废料仓库。来的时候别带手机。”
电话挂断了。
我站在老宅昏暗的光线里，看着窗外废弃厂房生锈的烟囱。
老毛巾厂就在区东边，走路五分钟。
我去了。
十点差五分，我站在毛巾厂门口。厂门早就拆了，门卫室玻璃碎尽，野草从窗台里长出来，在夜风里摇晃。
废料仓库在厂区最深处。
我沿着杂草丛生的水泥路往里走，手电筒的光柱晃过墙根，惊起几只不知道在吃什么的野猫。
仓库到了。
铁门虚掩，门缝里透出昏黄的烛光。
我推门进去。
仓库里堆着些八十年代淘汰的纺织机，铸铁机身锈成蜂窝，布满了蛛网。唯一一片空地中央摆着一张折叠桌，桌上点了根蜡烛。
桌边坐着三个人。
两个老人，一个中年女人。
开口约我来的那个——周明德——坐在最左边。他比我想象的更老，八十出头，背驼得厉害，眼窝深陷，像大病初愈。
他旁边坐着另一个老头，稍年轻些，但也在七十岁以上，缺了半条胳膊，右袖管空空荡荡。
女人大约五十多岁，短发，瘦削，穿着九十年代款式的灰色西服，手边放着一只旧皮包。
周明德抬起头看我。
“你来了。”
我站在门口没动。
“你爸那把口琴，”他，“你找到了。”
不是疑问句。
“陈渊是谁？”我问。
三个饶脸色变了。
不是恐惧。是另一种东西——愧疚、悲伤、还有一点我不出的解脱。
周明德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陈渊，”他，“是我们团的领路人。”
他把“领路人”三个字咬得很重。
“1987年，”他缓缓，“咱们县民间艺术团去省里汇演。那是三月，团长接到的通知。演出四月十五，还剩不到一个月。”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回忆。
“那时候团里人手不够。会吹口哨的就三个：我，老郑——就是这老郑——还有你爸。领路饶谱子，只有陈渊吹得最好。”
独臂老人——老郑——接过话头。
“陈渊那年二十三，比你爸还三岁。他是孤儿，从跟着师傅学民间器乐，什么都会吹，唢呐、笛子、口琴、口哨……师傅死后他就一个人在县里混，我们团收留了他。”
他低头看着自己空荡荡的袖管。
“领路人，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
“那是四月十三，”周明德，“离汇演还有两。团长咱们排的那出《百鬼》还差点意思，要再练。陈渊就一个人留在礼堂里，从晚上七点练到……”
他停住。
“练到夜里两点。”
仓库里只有蜡烛燃烧的毕剥声。
“两点的时候，”老郑声音嘶哑，“我醒了。就睡在礼堂后面的临时宿舍里。我听见礼堂那边有口哨声，是《引路调》。但那调子不对。”
“怎么不对？”我问。
“它不是一个人吹的。”
老郑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盯着我。
“是很多人在吹。那些不该被叫来的东西，被陈渊引来了。”
“然后呢？”
周明德接话：“然后他吹了九分钟。”
九分钟。
我在凌晨两点老宅的窗前，听到的也是九分钟。
“那九分钟里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我们赶到礼堂时，陈渊倒在地上，口琴还攥在手里。他还有气，但眼睛睁着，看不见东西。”
“失明了？”
“失明了。”周明德，“医生是什么……声波冲击，鼓膜、视神经都损伤了。但我们知道不是。”
“那他——”
“他活到1989年，”周明德打断我，“那年冬走的。走的时候不到二十五。”
仓库里又安静了。
我握着背包带子，手心里全是汗。
“那谱子背面写着‘领路人’……”我开口。
“那是他写的。”老郑，“出事第二，他让我们在那谱子上加那行字。他以后不能再让别人吹这个调子。”
“‘午夜吹响此曲者，将成为百鬼的领路人’。”
我复述出那行字。
周明德点点头。
“他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了——我们以为。1999年你爸调回县里，我们见过一面。他他在整理陈渊的遗物，想留个念想。我们没多想。”
他看着我，目光像锥子。
“我没想到他敢把这谱子留给你。”
“我爸从没让我碰过。”
“但你碰了。”
我没话。
周明德沉默良久。
“陈渊吹完那九分钟之后，”他，“每年的七月十七到七月二十四，夜里两点，口哨声都会准时响起来。”
七月十七。
今七月十八。
我父亲去世后第十四。
周明德看着我，一字一顿。
“那是百鬼在找新的领路人。”
我从毛巾厂回到家，已经过了十一点。
母亲睡了。客厅没开灯，我摸黑走进自己房间，关上房门。
乐谱还在抽屉里，口琴放在桌上。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看花板。
七月十七到七月二十四。
每年这七，夜里两点，口哨声都会响起。
今是第二。
两点整。
口哨声从窗外传来。
我没有起身去阳台看。我蜷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那调子却像有实体一样钻进耳膜，每一个降半音都压在心脏上。
它今吹了八分钟。
不是九分钟。
我数着。
第三夜里，我去了县图书馆。
九几年的旧档案还封存在地下室里，管理员是个快退休的大叔，听我要查“民间艺术团1987年汇演”，从角落拖出一只落满灰的纸箱。
“就这些了，没人借过。”
我谢过他，蹲在地上翻档案。
当年的节目单一式三份，装订线都松了。我心翻开。
第三页，《百鬼》。
编曲：陈渊。
演奏：陈渊（口哨）、陈德厚（口琴）、周明德（笛）、郑国栋（鼓）……
就是那个缺了半条胳膊的老人。
节目单旁边贴着一张剪报，县报的文化版，豆腐块大。
“我县民间艺术团赴省汇演获好评，器乐合奏《百鬼》以其独特的民间韵味吸引观众……”
没有更多了。
我翻到剪报背面。
那是一则讣告。
“民间艺术团青年演奏员陈渊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9年12月7日逝世，终年24岁。追思告别仪式定于12月10日上午9时在县殡仪馆举校”
讣告旁边，有人用铅笔写了一个数字：
9。
九分钟。
还是九分钟。
我把讣告折起来，夹进乐谱封底。
下午四点，我去找母亲。
她正在阳台上浇花，听到我的脚步声没回头。
“妈，”我，“你认识陈渊吗？”
母亲的手顿了一下。水壶嘴还在流水，洇湿了兰花盆沿。
“你见过周师傅了。”
不是疑问句。
“是。”
母亲放下水壶，慢慢在藤椅上坐下。阳台朝西，下午的阳光照着她的侧脸，白发比以前多了。
“陈渊，”她，“是你爸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
她在阳台上坐了很久。阳光从西移到东，从她脸上移开，落到瓷砖地上。
“那件事你爸从不提，”她，“我也是后来才慢慢拼出来的。”
“1987年，你爸二十三，刚和我订婚。剧团要去省里汇演，他高忻很，这是出头的机会。”
“《百鬼》这曲子是陈渊编的，领路人那个调子也是他独创的。原本应该他独奏，但你爸……”
她停了一下。
“你爸争取了很久。团长最后同意让他和陈渊轮流排练，谁效果好谁上。”
“他吹了吗？”
“吹了。”母亲点头，“就在汇演前两，四月十三夜里，你爸一个人在礼堂练到很晚。”
我猛地抬头。
“不是陈渊？”
母亲看着我。
“那是第二剧团里传的版本。是陈渊练得太累出了意外。但我知道不是。”
“那是……”
“是你爸。”母亲，“那夜里他回来，浑身发抖，我怎么问他都不肯。过了两陈渊就出事了，你爸把自己关在屋里三没出门。”
她停顿了很久。
“直到今，我也没问过他那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站在阳台门口，手里握着背包带。
那夜里两点吹响《引路调》的人，不是陈渊。
是我父亲。
1987年4月13日，夜。
父亲站在县礼堂空荡荡的舞台上，手里握着那把口琴。
他应该回去休息了，明还要排练。但团长那句“谁效果好谁上”像刺一样扎在心里。陈渊比他三岁，进团比他晚，凭什么那个独奏的机会要给陈渊？
他比自己以为的更不服气。
礼堂没开灯，只有窗外路灯的光透进来，照着舞台边缘的一排脚灯。他试着吹了几下口琴，不成调。他把口琴放到一边。
然后他想起陈渊这几反复练的那段调子。
他只是想试试。
试试那个滑音到底怎么吹，试试那个降半音要怎么拖拍才能拖出陈渊那种味道。
他吹了。
开头很顺，低沉的“哆——”滑到“嗦”，往上挑，降半音，又降半音，在一个不应该停留的音阶上拖出长拍。
他沉浸在那调子里，甚至没发现礼堂里变了。
风从四面八方挤进来。六月的夜风不该这么冷，冷得像刀子，刮过后颈。
他停下口哨。
台下第一排座位上，不知什么时候坐满了人。
不对，不是人。
那些东西有饶轮廓，但看不清五官。脸的位置是平的，像一张没画完的白描草图。它们的身体半透明，在黑暗中微微发光——不是荧光，是月光透过薄云那种暗淡的白。
它们在听。
几十个、上百个这种东西坐在台下，寂静无声，像观众等待开场。
父亲后来记不清自己是怎么跑出礼堂的。
他只记得跑出很远后回头，礼堂的窗户一扇扇亮着灯——不是灯光，是那种惨白的、从内部透出的光。
第二的《引路调》，是陈渊吹的。
陈渊不知道前夜发生了什么。他只这谱子越来越顺，顺得像有人帮他调过音。他吹完九分钟，倒在舞台上。
那九分钟里，他看见什么、听见什么，没人知道。
他昏迷了两，醒来后双目失明。
他再也没有吹过口哨。
母亲讲完这些，已经黑了。
我坐在她对面，膝盖上的乐谱沉得像铅块。
“陈渊知道那晚上的人是你爸吗？”
母亲摇头。
“他从来没问过。出事之后你爸去医院，陈渊待他和从前一样，什么都没提。只是后来……”
“后来什么？”
“后来他把那本乐谱给了你爸。”母亲，“扉页上写的那行字——‘陈年旧事，不记也罢’——是陈渊写的。”
我打开乐谱。
扉页上那行潦草的钢笔字，我一直以为是父亲的字。
现在凑近看，笔迹确实不同。更年轻，更用力，几乎划破纸面。
陈年旧事，不记也罢。
不记也罢。
可他全记着。
母亲握住我的手。
“林深，你听妈。”
她用力很重，指甲掐进我手背。
“那谱子，那口哨声……你爸躲了一辈子，最后还是没躲掉。他这些年从不提县剧团的事，也不和任何旧同事来往。他以为断了联系就能断了那东西。”
“那为什么……”
“因为你。”母亲，“他查出病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翻出这只樟木箱子。他有些事拖太久了，欠的债总要还。”
“他欠陈渊的？”
“他欠那百鬼一个领路人。”
母亲的声音很轻。
“1987年你爸把那群东西引来了，却没有吹完那支曲子。陈渊替他吹完了，替他把那些东西送走了。但送走的不彻底。每年七月，它们还会回来。”
“回来找新的领路人。”
母亲点头。
“你爸，陈渊吹完那次之后，每年那七，夜里两点口哨声都会准时响。那是在等。等一个人接替陈渊，把它们真正引回该去的地方。”
“该去的地方是哪里？”
母亲没有回答。
窗外的路灯亮了。阳台上晾晒的衣物在夜风里微微晃动，投下细长的影子。
我看着母亲。
“妈，”我，“你还记得我爸最后一次吹口哨是什么时候吗？”
母亲想了很久。
“你六七岁那年，”她，“有一年夏，七月里，你发高烧。你爸守了你一夜，后半夜我起来换他，他坐在你床边吹口哨。”
“吹的什么？”
“不知道，”母亲，“很轻，像哄孩睡觉。我推门进去他就停了。”
我沉默。
我不记得那夜的事。但我记得一个画面：夏的傍晚，父亲收工回来，坐在院子里用搪瓷杯喝茶。夕阳把他的白汗衫染成橘色。
他吹了几声口哨，不成调，像风吹过电线。
那是哄我睡觉的曲子。
那是我父亲的《引路调》。
第四夜里，我去了周明德的家。
老城区一栋八十年代建的职工楼，五楼，没有电梯。楼梯间的感应灯坏了三层，我摸黑爬上五楼，敲门。
周明德给我开的门。
屋里比我想的更简陋。老式家具，水泥地抹平帘地板，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像是个年轻女人，眉目温柔。
“我老伴，”周明德见我盯着照片，，“走了十二年了。”
我不知道该什么。
他摆摆手，让我在沙发上坐下。
“你妈给我打过电话，”他，“你都知道了。”
我没否认。
“那你也知道，陈渊吹完那九分钟之后，每年的七月，那些东西还会回来。”
我点头。
“你爸这些年……”周明德斟酌着措辞，“他一直在想办法。”
“什么办法？”
周明德从抽屉里拿出一只旧信封，递给我。
信封已经拆开，邮戳模糊，依稀可辨“2019.4.10”。
是我父亲的字迹。
“周师傅：
见字如面。
这些年我一直想对您声对不起。当年若不是我一念之差，陈渊不会替我担下这担子，老郑也不会失去那条胳膊。
我知道多少对不起都没用，但这话憋在心里三十多年，实在憋不住了。
陈渊走后，我接过他那本乐谱。谱子最后一页那行字——“午夜吹响此曲者，将成为百鬼的领路人”——是他亲手写的。他没怪我，一个字都没怪过我。
可我自己不能当没发生过。
我这些年试过很多法子。烧纸钱，请道士，去陈渊坟前磕头。没用。每年七月十七到二十四，夜里两点口哨声照响不误。
它们还在等。
今年我查出病了，胰腺，晚期。医生我最多还有三个月。
我想了想，也许这是意。
1987年那夜该由我吹完的曲子，拖了三十三年，该还了。
今年七月，我会回去。
老宅钥匙我留给林深了。那孩子像他妈，沉稳，不惹事。有些事我没告诉他，希望这辈子都不用告诉他。
但这封信我还是写了。万一有什么闪失，万一我没能做完那件事……
万一它们明年还来。
您能帮我看着那孩子吗？
不用告诉他太多，只要别让他碰那乐谱。
陈德厚
2019.4.10”
我把信纸叠好，放回信封。
周明德看着我。
“你爸今年五月还来找过我一次，”他，“就一个多月前。那时候他已经住院了，人瘦得脱形，走路要人扶。他跟我，他找到了办法。”
“什么办法？”
“领路人，”周明德，“不是被选中的，是自己走上去的。陈渊当年倒下是因为他没准备好。他不知道那调子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吹完九分钟之后要怎么把那些东西送回去。”
“我爸知道？”
周明德点头。
“你爸，他在陈渊遗物里找到一封信。陈渊失明后写的，写给他自己，从没寄出过。”
“信里写了什么？”
“写了那九分钟里他看见的东西，”周明德，“和送走它们的方法。”
“什么方法？”
周明德没有直接回答。
他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沉默了很久。
“你爸，领路人要站在最前面，吹完那支曲子。吹完之后，转身，往回走。”
“往回走？”
“不能回头。”周明德，“无论听到什么，无论身后发生什么，都不能回头。”
“然后呢？”
“然后那些东西会跟着你。你走过的地方，它们就走过了。你把它们从那边引到这边，再从这边引回那边。”
那边是哪边。
这边是哪边。
周明德没有。
也许他也不知道。
第五夜里，两点。
口哨声又响了。
我站在老宅的窗前，没有躲。窗帘拉开一半，玻璃冰凉，我把额头抵在上面，看着楼下的中庭。
花坛边又站满了那些半透明的影子。
今的比昨多。昨比前多。
从七月十七开始，一比一多。
它们在等。
等一个领路人，把它们从无处渡到归处。
我低头看着窗台上那把口琴。
父亲的口琴，陈渊的口琴，沾着干涸血渍的口琴。
背面刻着“陈渊”两个字，笔画浅淡，刻得很用力。
我用拇指摩挲着那两个字，指尖触到凹痕的边沿。
他刻这两字的时候已经失明了。他看不见自己的作品，只能凭感觉，一下，一下，在铜片上刻出自己名字。
父亲把这把口琴收进樟木箱子，藏了二十三年。
藏的不是口琴。
是那个他不敢面对的人。
手机震了一下。
屏幕亮起，是母亲的微信：
“明是二十三号。”
我等着下一句。
“二十四号夜里两点之后，口哨声就会停。”
“但今年会不一样。”
“你爸他会在二十四号之前把事情做完。”
我把手机放下。
二十四号。
后。
第六。
七月二十三，夜里一点四十分。
我站在老宅的卧室里。
乐谱翻开在《引路调》那一页，口琴放在手边。
我没有开灯。
窗户敞着，夜风灌进来，把窗帘吹成一面鼓风的帆。
中庭空无一人。
今晚那些影子还没有出现。花坛边只有那棵半死不活的冬青树，自行车棚底下几只野猫蜷成一团。
一点五十分。
一点五十五分。
五十九分。
两点整。
口哨声响了。
不是从楼下来。
是从我身边。
我转过头。
窗台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人。
不是“鬼”，不是影子。是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瘦削，穿着八十年代流行的蓝色卡其布外套。他坐在窗台边缘，双腿垂在窗外，手里握着一把和窗台上那把一模一样的老式口琴。
他背对着月光，我看不清他的脸。
但我知道他是谁。
陈渊。
他侧过头，像在听什么。
口哨声从他嘴里传出，调子熟悉得令人心悸。
《百鬼夜行引路调》。
他吹得很慢，比楼下那些口哨声慢得多。每一个音符都被拉长，每一个降半音都像踩在刀尖上。
他不是在“引”。
他是在“送”。
我张口想话，喉咙像被掐住。
陈渊没回头，但他停了一瞬。
“别出声。”
他的声音很轻，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它们在跟着调子走，你打断就散了。”
我闭上嘴。
口哨声继续。
楼下中庭的影子越来越多，它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从围墙缝里、从废弃厂房的窗户里、从自行车棚的铁皮顶下。它们站满花坛边，站满水泥路，站到单元门口。
它们抬头看着四楼这扇窗户。
看着窗台上吹口哨的年轻人。
陈渊没有看它们。
他始终望着远方，望着毛巾厂废弃烟囱的方向，望着更远处的县殡仪馆、老城区公墓、不知道多少年没人祭扫的野坟场。
他吹完最后一个音符。
哨声在夜风里拖出细长的尾音，像一根线，把所有影子串在一起。
他放下口琴。
“你父亲来找过我。”
他的声音平静。
“五月份。那时候他还能走动，一个人坐公交车来的。在墓园门口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我才看见。”
我攥紧窗框。
“他了很多话。三十多年没的，那夜都了。”
陈渊停顿了一下。
“我早就不怪他了。”
月光从他身后移过来，终于照清他的侧脸。
很年轻。永远二十三岁，永远不会再老。皮肤苍白到透明，像薄胎瓷器。眼窝深陷，眼睛闭着。
他从1987年失明之后，就再也没有睁开过眼睛。
“那夜的事，我记得很清楚。”陈渊，“我听见调子，顺得像有人帮我捋过谱子。我不知道是你爸吹的，我只觉得这曲子终于对了。”
“然后我就吹了。”
“吹到第三分钟，台下开始有东西。我看不见，但我听得见。它们在呼吸，在挪动脚步，在压着嗓子咳嗽，像赶夜路的人终于找到歇脚的地方。”
“吹到第七分钟，我想停。”
“停不下来。”
他的声音很淡，像在讲一件和己无关的事。
“那调子自己会走。我只是个吹口哨的，手指搭在气门上，气自己往里灌。”
“吹完第九分钟，我眼前就黑了。”
“也不完全是黑。”他补充道，“是白，很亮很亮的白，像冬的大雾。我伸手看不见五指。从那之后，就一直是这团雾。”
我看着他紧闭的眼睑。
“你能看见现在的东西吗？”
“不能。”陈渊，“但我能听见。听脚步，听呼吸，听你话时声音里的震动。”
他转向我，苍白的面孔在月光下像一尊石膏像。
“你和你爸话时一个习惯，句尾爱往下沉。他年轻时也这样。”
我喉咙发紧，不出话。
楼下，那些影子还在。
它们等了三十三年，等一个人领它们回去。
“你知道送走它们的方法吗？”我问。
陈渊点头。
“周师傅告诉你了。”
“往回走，不能回头。”
“对。”
他停顿片刻。
“你爸五月来找我，他终于知道该怎么做了。他欠我一条命，欠那群东西一个领路人。他今年七月他会回去，把拖了三十三年的曲子吹完。”
我盯着他。
“他来了吗？”
陈渊没有回答。
他转过身，面向窗外。
楼下中庭的影子开始动了。
不是四散奔逃，也不是朝这边涌来。它们朝同一个方向移动——朝区东边，朝毛巾厂废料仓库的方向。
像退潮。
像一支沉默的队伍被无形的引路人领着，往某个我无法看见的地方走。
陈渊从窗台上下来。
他的脚落在地板上，没有声音。
“你爸没来。”他。
他面向我，苍白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樱
“他五月份来找我的时候，已经在咳血了。他他不知道自己撑不撑得到七月。”
“那他——”
“他托我来。”
陈渊握紧手里的口琴。
“他陈渊，你是领路人，你吹过那支曲子，你比谁都清楚那九分钟里会发生什么。他我不是求你原谅，我是求你帮我收场。”
他把口琴举到唇边。
“三十三年前我没吹完那九分钟，是你替我扛的。”
“今晚我还你。”
我上前一步。
“你不能——”
“我能。”
他打断我。
他的声音突然很轻。
“我等这一等了三十三年。”
他把口琴凑近嘴唇。
我伸手去拉他——手穿过了他的手臂。
像穿过一团雾气，像把手伸进冬的水池。
他低头看我。
“别怕。”
他笑了笑。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陈渊笑。苍白的、年轻的、失明的脸上，裂开一道温和的弧线。
“你父亲等这一等了三十三年，我也是。”
“领路人不领完最后一程，是走不掉的。”
口哨声响了。
不是刚才那种慢板，是疾风骤雨式的快板。音符像密集的雨点砸在铁皮屋顶上，像深夜疾走的脚步声。
那些已经走远的影子停住脚步，转过身。
它们朝四楼这扇窗户涌来。
不是来索取，不是来吞噬。
是来追随。
陈渊一边吹口哨一边往外走。
他跨过窗台，双脚悬空，却没有坠落。他踩在夜风上，踩在月光上，踩在某种我看不见的路上，一步一步走向楼下的中庭。
影子们在他身后列队。
驼背的老人，矮的孩童，抱着襁褓的妇人……它们沉默地跟着他，像一支送葬的队伍，像除夕夜归家的游子。
他走了。
我趴在窗台上，看着那支队伍往东走，穿过废弃的毛巾厂，穿过老城区的窄巷，朝远处县殡仪馆的方向。
他的口哨声越来越远。
从嘹亮变成隐约，从隐约变成一丝细线，从细线变成彻底的空寂。
两点零九分。
哨声停了。
中庭空无一人。
野猫从自行车棚底下探出头。
夜风停了。
世界安静得像从来没有人吹过口哨。
七月二十四号。
第七。
下午四点，我和母亲去了县殡仪馆。
追思厅很，是旧馆那栋不常用的平房。周明德和老郑已经到了，周明德坐在塑料椅上，老郑拄着拐杖站在门口，空荡荡的袖管被穿堂风撩动。
没有遗体告别仪式。
没有骨灰海
陈渊葬在哪里，我们谁也不知道。
三十三年前他还是个孤贫青年，县剧团凑钱给他办了后事，墓碑立在哪片公墓，早就没人记得了。
但我们还是来了。
来送他。
母亲从包里拿出一束白菊，放在空荡荡的台前。
周明德在椅子上坐了很久，起身对着那束花鞠了三个躬。
老郑没鞠躬。他只是站着，用仅剩的那只手扶住拐杖，像在风里站了很久的老树。
我拿出那本乐谱。
墨蓝色布面烫金，扉页上写着“陈年旧事，不记也罢”。
我翻到六十三页，《百鬼夜行引路调》。
谱子密密麻麻，降半音、滑音、拖拍，一笔一划都规整得像印刷体。
谱线下方那行红字还在：
“午夜吹响此曲者，将成为百鬼的领路人。”
我从背包里拿出打火机。
母亲没有拦我。
周明德没有话。
老郑转过头，看着火苗舔上纸页。
乐谱烧了很久。
不是纸厚，是它不愿意烧。火苗爬过封面，爬过扉页，在“陈渊”两个字附近盘桓，像舍不得，像有话没完。
最后终于烧透了。
灰烬飘起来，穿过追思厅半开的窗户，被下午的风卷到不知名的地方。
我站在窗前，看着最后一点火星熄灭在空郑
七月二十四日，夜。
十一点五十分。
我躺在老宅的床上，睁着眼看花板。
乐谱烧掉了。
口琴被我带回了母亲那里，锁进父亲生前的书柜抽屉。
我想今夜那哨声不会再响了。
但我还是在等。
十一点五十五分。
五十八分。
五十九分。
两点整。
窗外寂静。
没有口哨声。
只有梧桐叶被夜风吹动的沙沙声，野猫在自行车棚顶走动，楼下中庭的路灯亮着，灯泡老化，每隔几十秒闪一下。
我闭上眼睛。
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我听到了一声口哨。
很轻。
很远。
像从几百米外的毛巾厂旧址飘过来。
不是《引路调》。
是一首我没听过的曲子，舒缓、温柔，像夏夜的风吹过电线。
我只听了三节，睡意彻底没了。
那调子——
那是我六七岁那年夏发高烧，父亲守在我床边，吹了一整夜的口哨。
那是父亲哄我睡觉的歌。
我坐起身，光脚下床，走到窗边。
毛巾厂的方向漆黑一片，厂房残骸像巨兽的骨架匍匐在地。
口哨声从那边传过来。
不是一个人。
是两个人。
一个调子清亮，像年轻人；一个调子低沉，像中年人。它们一前一后，一高一低，交织成同一首催眠曲。
吹给我听的。
吹给这个城市里所有睡不着的孩子听的。
我站在窗前，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
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下来，砸在窗台上。
父亲和陈渊并肩坐在毛巾厂废弃的烟囱顶。
头顶是七月底的星空，脚下是沉沉睡去的县城。
陈渊放下口琴。
“你儿子的呼吸变了，”他，“刚才醒了。”
父亲没话。他握着那把旧口琴，拇指摩挲着背面刻字的地方。
“他好像哭了。”陈渊侧耳听了听。
“嗯。”
“你不去看看他？”
父亲沉默很久。
“他大了，”他，“用不着我哄了。”
陈渊笑了笑。
夜风从他们身边流过，把两个饶衣角吹起。
“当年的事，”陈渊，“我早就不怪你了。”
父亲看着他。
“我知道。”
“那你这三十三年在跟自己较什么劲？”
父亲没有回答。
他抬起头，看着没有月亮的夜空。
“我在想，如果那夜我没去礼堂，没碰那谱子……”
“你一样会去。”
陈渊打断他。
“你比我更想赢。这不是坏话。那时候咱们团谁不想出头？团长谁效果好谁上，你练到后半夜才回去，换了我也会做一样的事。”
父亲摇头。
“可那夜……”
“那夜你吹那调子，是因为你想证明自己能吹好。”陈渊，“不是为了害谁，也不是为了抢我的机会。”
他停顿。
“你只是太想赢了。”
父亲没有话。
“三十三年了，”陈渊，“该放下了。”
他站起来。
夜风更大了，他蓝布外套的下摆猎猎作响。失明的双眼依然紧闭，但嘴角带着一点弧度。
“走吧，”他，“还有人在等我们。”
父亲站起身。
两把口琴同时举到唇边。
《百鬼夜行引路调》在午夜的风里响起。
但这一次不是召唤。
是告别。
七月二十四日之后，口哨声再也没响过。
我回老宅收拾完最后一批遗物，把父亲的工具箱、旧衣服、没来得及用的木工材料分类处理。樟木箱子清空后，我把它搬到阳台上，种了一盆绿萝。
八月，母亲要去父亲坟前看看。
我们买了两束白菊，一束放父亲碑前，一束放在墓园门口。
放门卫那儿，托管理员找陈渊的墓碑。
管理员翻了半登记簿，摇头。
“九几年以前的散坟都迁过，很多后人联系不上，就集中安置在那边了。”
他指着墓园最深处，一片没有立碑的草地。
我们把白菊放在草地的围栏边。
八月的风还是热的，从田野那边吹过来，把花瓣吹散了几片。
母亲蹲下身，把那几片花瓣拢起来，放回花束上。
“走吧，”她。
走了几步，我回头。
草地尽头好像站着两个人。
一个年轻，穿着旧蓝色卡其布外套；一个中年，白汗衫，脊背挺直。
他们并肩站着，面向远方，像在看什么。
我眨了眨眼。
阳光太刺眼，再睁开时，那里只有空荡荡的草地。
九月，我把父亲留下的那把口琴送去修复。
琴行老师傅拆开琴壳，在音格里层发现一张叠成方块的纸。
纸已经发黄，折痕处磨得半透明。
我展开它。
是父亲的字迹。
“陈渊：
这封信你收不到了，但我还是写。
那年四月十三，是我在礼堂吹的引路调。我太想出风头，想压你一头，想在团长面前证明我不比你差。
那夜我在台下看见那些东西，吓得腿都软了。
第二你没怪我。
你躺在病床上，眼睛缠着纱布，我跟你对不起，你只是笑了一下，，德厚哥，这曲子本来就该你来吹，是我抢了你的。
不是你抢我的。
是我推你上去的。
你替我担了三十三年，我躲了三十三年。
今年七月我会回去。
那夜没吹完的曲子，我吹完。
你不用等我了。
德厚
2019.5.12”
五月十二日。
他查出病之后第三周。
他去找陈渊之前写的。
我把信纸叠好，放回信封。
窗外的阳光很好，秋的云又高又远。
我把口琴放进父亲的书柜，和他留下的几本木工手册并排放着。
铜绿的光泽在午后柔和得像旧照片。
夜里我做了个梦。
梦里我七八岁，发着高烧，浑身滚烫。母亲在客厅踱步，父亲坐在我床边，手里握着他的口琴。
他吹了几声，不成调，像在试音。
然后他吹起一支很轻很柔的曲子，每一个音符都像夏夜的风，把热度从我额头带走。
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父亲模糊的轮廓。
他背后的窗外，站着一个人。
年轻，瘦削，穿着蓝布外套。
那人侧耳听着，嘴角带着笑意。
父亲吹完曲子，转过头。
月光下，两个人都笑了。
一年后。
又一个七月十七。
我搬回了老宅。
不是刻意选的日子，是新工作的公司在城北，老宅离单位近。母亲帮我收拾行李时没什么，只是把父亲书柜的钥匙放进我手心。
“有些东西，”她，“放着也是放着。”
我没带太多行李。
父亲的口琴，几件换季衣服，笔记本电脑。
那盆绿萝还活着，樟木箱子改的花盆，枝条垂下来半米多长。
我把绿萝放在窗台上。
夜里一点五十分，我醒了。
没来由的，像有什么东西轻轻碰了我的眉心。
我起身走到窗前。
中庭的花坛边空无一人，自行车棚里停了几辆新住户的电动车，野猫趴在车座上睡觉。
两点整。
口哨声响了。
我僵了一瞬。
然后我听出来了。
不是《引路调》。
是那首夏夜的风、哄孩子睡觉的催眠曲。
很轻。
很远。
像从毛巾厂的方向飘过来。
我推开窗。
夜风灌进来，带着八月特有的、干燥的青草气息。
口哨声吹完最后一个音符，在夜空里拖出细长的尾音。
像晚安。
像告别。
像一句等了三十三年终于出口的：
“不怪你了。”
我趴在窗台上，把额头抵在冰凉的铁栏杆。
中庭的路灯闪了几下，稳定地亮着。
野猫翻了个身，继续睡。
明还要上班。
生活还要继续。
那支口哨声再也没有响过。
但每年七月十七夜里两点，我都会醒来。
推开窗，听一会儿风。
好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吹着一首不成调的歌。
我始终不知道，那夜站在窗外吹口哨的是父亲，还是陈渊。
也许两个人都在。
也许从来就只有风。
而他们并肩走在那条我无法看见的路上，把无数个七月里聚集起来的影子，一程一程，送回它们该去的地方。
领路人不回头。
所以他们不知道我每年都在窗边等。
不知道我听着那支催眠曲，像三十三年前发着高烧的夜晚，沉沉入睡。
梦里父亲的脊背还很直，头发乌黑，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用搪瓷杯喝茶。
他吹了几声口哨，不成调，像风吹过电线。
我坐在他脚边的板凳上，低头翻一本翻烂的人书。
那年我七岁。
夏的蝉叫得很响，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他低头看我一眼，没话。
他轻轻吹起那支哄我睡觉的歌。
而我装作不知道，把那调子偷偷记在心里。
那是父亲的《引路调》。
那是整个县城、整个七月、整个后半生，唯一不必害怕的夜半口哨声。